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日报》带头在全国宣传报道“温州模式”第33个年头。温州市政协为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出版一本以“温州模式”为主题的纪念文集。市政协文史委卢剑平主任特地来上海向我约稿。
温州是我的可爱家乡。瓯水雁山的水土哺育了我，从小学到高中温州辛勤的园丁们栽培了我。而33年前为“温州模式”鼓与呼，我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助理，是协助总编辑审定评论、安排报道版面的操刀人。所以，当卢剑平主任一提出约稿要求，我便毫不犹豫，满口承应。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指引下，温州地区的乡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钮扣、小五金、塑料编织、再生布纺织、低压电器、标牌印刷等专业市场，在各县、各乡镇、各村庄遍地开花，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980年12月1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温州市工商局在这一天把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发给温州居民章华妹，从而拉开了“温州模式”三十多年发展的序幕。温州人从此看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曙光，一批头脑灵活、敢闯敢干的个体户很快崭露头角。1981年，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业额竟高达120万元，让许多人羡慕得目瞪口呆。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数以万计的购销员奔波于全国各地，被国营企业的厂长们挖苦为“蝗虫大军”。
当时我在上海《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很关注那段时期家乡温州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情况。大约是1982年8月的一天，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以温州市乐清县抓“八大王”为例，严厉批评温州地区发展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是在挖国营企业的墙角，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我读后感到有很大片面性。为此，曾专程赴乐清、永嘉做了调查。经过实地调查，我确认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温州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是不对的。因为“八大王”事件，是民营企业者根据中央改革开放的精神，从温州实际出发，大胆突破陈规旧习，努力在摸索一条发财致富的道路。尽管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但并不犯法，当地处理有些粗暴，根据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对农民从商创业只能引导，不应打击，更不能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前，温州地区“三少一差”：可利用自然资源少；人均耕地全省最少（七山一水二分田）；国家投入最少（地处国防前线没有国家投资项目）；加上地处浙南山区，交通条件很差。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地区许多人只得靠家庭手工业谋生，靠外出养蜜蜂、弹棉花为生，历史上皮革、纺织、服装等小工商业一直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城乡几乎人人都有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动力。比如温州很多老人退休以后，年龄很大了，还利用家门口场地开小点心店，卖小商品等。温州的小学生一放学回家，不是先做功课，而是忙着帮家人“干活”。这是温州特有的图景，我认为应该支持温州走这条发展个体经济的道路。
1984年夏天，温州市政府由卢声亮市长主持，召开了一个“温州市发展经济恳谈会”，邀请了几十位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有些名气的温籍专家学者，回家乡为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恳谈会。出席恳谈会的温籍专家学者满腔热情，直言不讳，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很有见地的意见。比如，要建温州机场、金温铁路，尽快改善温州交通闭塞状况；要努力借助温州籍教育家苏步青、谷超豪等的资源，创办温州大学，为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大批实用人才；亟需引进京、沪、宁、杭等地温州籍专家的信息、项目、技术、管理，帮助温州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提升规模和水平。恳谈会充分肯定了温州走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符合温州实际。有些专家还直接介绍许多科技项目给温州各县的乡镇企业。这次恳谈会上专家学者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后来都为温州市政府接纳并实施了，对温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会后，我们还到各个县、镇进行实地考察，亲眼看了永嘉桥头镇的纽扣市场，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平阳、苍南的宜山镇、金乡镇、水头镇、鳌江镇的标牌、印刷、皮革、小五金、编织袋市场等，并听取他们艰难创业的介绍，非常感人。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参观坐落在瓯江北侧山峦之中的永嘉县桥头镇钮扣市场。据说是1979年一位姓王的弹棉郎从江西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了纽扣摊。谁知这一摆竟成了气候，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子发展到一百多家。1983年初，县政府批准桥头镇为纽扣专业市场。到1984年我们去参观时，全镇有了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300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纽扣共计50多亿粒，相当于全国每人5粒，日成交额高达16万元。同时，他们开始用经商积累的资金办厂，生产纽扣，全镇迅速出现430家纽扣厂，其中300家是当地家庭工厂。桥头市场销售的纽扣有40%是这些工厂自己生产的，年产值近2000万元。桥头纽扣市场的繁荣不仅消化了本地剩余劳力，还吸引了大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市面上做纽扣生意的有5000多人，而后面有9000多人在全国各地搞采购和销售，昔日的"卖货郎"成现在的"购销员"。这批购销员形成遍布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将各色纽扣和其他生产资料采购进来，又同时把桥头的纽扣推销出去，将商品直接送到各地的售货店、成衣铺和用户手上。正是有了这支队伍，桥头的纽扣市场才充满生机，越搞越大，被人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其蓬蓬勃勃的发展情景，确实展现了温州地区改革初期兴旺发达的景象，令人留下难忘的印象。30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桥头纽扣市场的熙熙攘攘景象，至今犹历历在目，鲜活如昨。
1984年温州之行，让我深深感受到，我的家乡温州，确实是把隐藏在广大老百姓当中的从商创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出来了。民众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生产力的能量，被改革开放大潮激发出来了，非常的激动人心。这一年中央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点，我认为“温州模式”最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生命力。当时中国发展经济有三种基本模式，一种是“珠江模式”，依靠毗邻香港澳门，搞来料加工生产，这种模式有地域局限；一种是“苏南模式”，利用靠近上海大工业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当时也是红红火火，但它的发展需依托大工业城市的区位优势和要有一个好乡镇长即好厂长。还有就是温州模式，完全是民众创业，面对市场发展民营经济，老百姓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有商机就找市场，不找市长。这三种模式中，我最看好的是老家的“温州模式”，因为“温州模式”的动力源泉在于民众，把民众发展致富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按照市场的需求，按照自己的专长和地区条件，一镇一村创出小商品的特色，占领大市场，那是最有生命力的，很快影响全国。事实也证明，“苏南模式”在改制后，最终还是向“温州模式”靠拢。
我为家乡民众的创业精神所感染，回到《解放日报》社就极力在各种场合，推崇温州以市场为动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所以1985年5月《解放日报》能在全国第一个鲜明地报道“温州模式”，决非偶然。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温州也是其中一个，这又给温州一个发展的好机会。1985年4月，《解放日报》上海经济区报道部主任张也平，带着记者桑晋泉，到温州采访，原来是打算报道刚成为沿海开放城市的温州，如何扩大对外开放。想不到他们在与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和副市长方善足的交谈时，书记市长谈得最多的，却是农村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发展情况。袁书记说：“温州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家庭工业、商品经济、个体经济，已在温州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方副市长进一步介绍了温州的商品经济特点，是自发形成许多各具特点的小商品专业市场，比较集中、影响大的，有钮扣、低压电器、再生布编织等十个专业市场。这引起了张也平和桑晋泉的兴趣，新闻敏感使他们意识到，温州作为刚宣布的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工作才着手开始，并不具备报道条件。而蓬勃兴起的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倒是实实在在的温州特色，也是上海经济区其他地方所没有看到、听到的发展经济模式，这才是真新闻，才是来自实际、来自民众的有价值好新闻。
这样，他们很快调整采访计划，当机立断下到瑞安县塘下镇、苍南县宜山镇、乐清县柳市镇，实地观察采访再生布纺织品、塑料拉线编织和小五金、低压电器等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的情况，取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记者深为温州农村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蓬勃勃景象所感动，在苍南县宜山镇的一个月夜，张也平和桑晋泉漫步在街头村边，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听到一片“叽叽嚓嚓”的织布声，喟然赞叹：“宜山一片月，万户织机声”！回到温州，他们又与市委办公室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深入交谈，并看了许多关于温州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调查报告，对报道更加胸有成竹。
回到上海报社，张也平着手写评论，桑晋泉写新闻报道。由于素材丰富，又有实地感受、切身体验，所以这组重点报道和评论很快就顺利脱稿。最后让两人感到为难的是，要不要把“温州模式”这个提法写进报道。之前，从中央到地方已有好些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到温州参观考察过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除个别经济学家如董辅礽曾大胆提出过“温州模式”外，其他领导和专家都慎用“模式”一词，对“温州模式”提法持保留态度，一般只提“温州商品经济新格局”。《解放日报》原是华东局机关报，在全国和华东地区有很大影响，报道和评论对结论性的提法，向来持十分慎重态度。为此，张也平曾专门通过长途电话，向当时浙江省长郑重征求意见。得到的回复是：“我给温州同志讲过，还是不要叫‘模式’，你们做起来再看嘛！”显然，省长是不主张提“温州模式”的。但张也平是资深老记者，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他不愿轻易抛弃自己在采访实践中形成的观点，认为只有“温州模式”四个字最能概括温州经济发展的特色。所以，他不同意省长的看法，便直接找了总编辑陈念云汇报采访经过，谈了对“温州模式”提法的不同意见，以及自己的看法。陈念云总编听了汇报，当场表示赞同张也平的观点，报道可以提“温州模式”。但他在审阅这组重点报道和评论过程中，却慎重地来征求我的看法。因为他知道我是温州人，也连续几年回温州考察、调查和参加过温州市政府召开的经济恳谈会，对温州情况比较熟悉。况且，当时我任总编辑助理，经常协助陈念云总编处理重要的报道和评论，并作出恰当的版面安排。对张也平、桑晋泉这组温州经济发展特色的报道和评论，我认真作了推敲斟酌后，向陈念云总编辑建议说，“温州模式”是这组重头报道、评论的主要看点，是魂，应当鲜明提出，不用犹豫。但为了照顾省里意见，我们先不要上标题，只在报道中提，低调一点。最后，陈念云总编同意我的看法，签发了这组报道和评论。
1985年5月11日傍晚，我主持了报社编前会，决定第二天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这组报道、评论。当晚十时左右，我到夜班编辑部与陆炳麟、金福安同志商定具体版面安排。鉴于当晚新华社发来的重要电讯稿，一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阿拉法特的新闻与图片；二是亚太地区“青年在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讨论会”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祝酒。这两条新华社重要新闻和图片，我们三人看法相同，在头版右头条、二条位置刊登就可以了，而腾出来的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温州模式”的报道与评论。这样，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报道，并配发评论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正式在全国首次见诸报端，还首次概括了著名的“四千精神”：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当时这组报道和评论在温州和华东地区，以及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报道，并配发评论文章《温州的启示》。
在新闻报道的改革开放中，陈念云总编和我一直坚持一个新闻理念：《解放日报》的报道和言论，一定要敢为天下先，勇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发挥舆论的先导作用，坚决破除不痛不痒、循规蹈矩的自我束缚。“温州模式”这组报道、评论是如此。六年后，《解放日报》又带头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迎来改革开放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