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不仅是我的家乡，更是我思考、探索的对象；温州不仅只是我的身份标志，也是我得以行走学术的一种依靠。
我从外地人的眼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温州和温州人。外地人一知道我是温州人，他们都会说温州人精明，会做生意。这让我意识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确实有不少温州人在全国各地跑，而少见其他地方的人这样做。温州人多地少，外出谋生势在必行，村民把这个叫做“跑码头”。初中毕业时我也差点跟着表哥外出弹棉花，已经买好第二天的长途汽车票，但是头一天下午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说起此事，有外地朋友哀叹说，温州少了一个老板。20年前，我出去调查时，接待方知道我是温州人，他们都会惊叹说，温州人还有读博士搞研究的啊？在外地人眼里，所有温州人都是老板。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全国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理发店”，以至于有人一知道我是温州人，就联想到“温州理发店”。1991年我重新回到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就对我说，你是温州人，去把满地跑的温州人好好地做一下社会学调查研究，看看他们究竟是怎样在外地立足、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当时，北京大红门、木樨园、马家堡、南苑一带被北京人叫做“浙江村”。他们基本上来自温州的乐清和永嘉两个县。我就把北京的“浙江村”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从两个层面去理解“浙江村”内部群体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与北京社会形成的关系。但是，这些外地人的聚集区一直被北京市视为社会治安的隐患或者问题，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乃至一些政府部门却觉得浙江村的人给他们带来生意和收入，愿意浙江村存在。所以，政府不停地的驱赶，并没有把浙江村“消灭”掉，反而越长越大，成为北京南部最大的服装加工、销售的中心，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从这里，我渐渐地认识，在迈向改革开放中，像这样到处奔跑忙碌地做生意的温州人，不仅仅是为自己谋生立命，而是催动了旧体制改革和新体制创新，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在浙江村，我意外地发现，在温州人的影响下，当地的北京人开始知道什么是商品经济，怎样才能赚到钱，所以也带动了这些人“下海”创业。与此同时，刚开始的时候，“浙江村”所在的丰台区政府非常排斥和反感温州人的商业行为，但是不久，他们认识到，浙江村给当地倒闭的国有企业找到了另一条赚钱的路子——出租厂房，为当地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更客观的是每年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据估计每个月的收税收入可以用来兴建北京一座立交桥。于是，当地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方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革和变化，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从纯粹的排斥、驱赶转向为提供服务、规划和引导，从而在大红门一带，政府与温州人一起合作兴建了多座商业大楼。而且“浙江村”的影响不限于北京南部，而波及河北、东北、内蒙等省市地区。“浙江村”是全国随处可见的“温州商贸城”雏形，或者说开启了先例。
温州人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呢？温州人依靠怎样的力量去发挥影响？温州人的人口只有800多万（有的说是900多万），与10多亿中国人相比，真乃沧海一粟；温州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在浙江省可以说是最低的；温州也没有多少政治资源，经常还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不像一些地方政治资源丰富、政治认识正确；温州又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经验等。就此追究下去，温州人似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温州人在全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快要结束但依然还没有破晓之前，温州人已经醒来，并采取行动了。他们凭借的是长期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社会力量以及靠自己去打拚产生的市场力量。为了更深入地认识温州人这个社群的效用，我从1998年开始跑到法国巴黎，调查那里的温州人，并连续跟踪他们，试图进一步破解温州人何以在一个他人社会中获得生存空间并影响当地社会呢？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当然，要说真正获得满意的答案，还谈不上，但是，至少可以说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就是说，温州人借助的就是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
虽然温州人内部也有不少矛盾和冲突，但是相互帮助，却是真真实实的事。温州人凭着老乡，可以在世界各地获得其他温州人的帮助。我有一个同事有一次在欧洲坐飞机，目的地因为天气不好，飞机凌晨3点多改降到希腊一个岛上，这个时候去哪里找旅馆啊！他试着给附近的中国领事馆打电话求助，领事馆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等着，半小时后就会有大部队迎接他们。我的那个朋友将信将疑，但果不其然的是，半小时后来了10多辆豪华轿车来接他们去一个豪华酒店休息。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开车来的都是在当地经商的温州老板，带队的是当地温州商会会长。这件事让我的同事和同行者非常感动，每次我同事见到我说，你们温州人真团结、真热情，所以能把生意做到世界上去。我的同事并不是温州人，但是他说的确实是真话，道出了温州人的真实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在异地他乡之所以立足的秘密。我在调查巴黎温州人和北京“浙江村”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事例说明这一点，这里借助于非温州人的经历来说明，也许有着第三方的客观性，否则会让读者感到你作为一个温州人有“自卖自夸”的嫌疑。
温州人最早来到巴黎的时间，难以确定，当然，对我理解巴黎温州人并不是最要害的问题。一战及以后开启了温州人来到巴黎的第一波移民，他们大多数是参与一战的劳工，在一战结束后留在巴黎，去当矿工，进工厂打工，有的自己开饭店，等等，接着把国内的亲戚朋友带出来，当然后来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的来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黎的温州人还不是很多，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已经为改革开放后启动的大规模移民奠定了社会基础。目前巴黎温州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出去的，一直到21世纪初，温州人移民巴黎的开始减少，基本上能移民出去的都出去了。一方面他们凭着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本得以移民，另一方面他们出去不仅是谋生，而且是去创业，当老板和侨领是他们的追求。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凡是在法国获得合法居留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样开一家店，或者办个加工厂，或者租个摊位做买卖。他们利用其社会关系，找到融资和市场定位。正是在这样两股力量的共同驱使下，巴黎温州人不但在法国立足了脚，而且开创了自己的族群产业和经济，并且在不断地调整和升级。由此，巴黎的温州人有了自己的独特社会空间。
巴黎温州人在巴黎所作所为，实际上传承自国内，反过来说，更进一步证明了温州人过去的成功做法。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如果有什么发展模式的话，那就是是社会和市场主导的模式。从改革前温州人偷偷外出弹棉花、卖小百货，到改革初期小商品市场和家庭作坊的兴起，走的都是社会和市场的路子。温州发展经验表明，凡是顺应市场和社会运行规律的事，都能做得很成功，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温州虽然是一个政治上很有争议的地方，但是依然是全国学习的对象，是因为温州给了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