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介绍我加入民进
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后不久，社会上出现一股向上的朝气。年轻人在急着找书读。我当时已调去劳动局技校任教，业余在一些补习学校（夜校）兼课，其中就有一所温州民革主办的求知学校。校长叶云帆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师，是他把我拉去当左右手的。他的命令我必须服从，所以我在他的学校里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哪个班老师请假了，就让我顶上去。求知学校办在仓后的工商联内，规模还算可以。民革机关也在那儿，他们的主委王思本先生我认识，而且关系不一般，是他自己说的：我是您爸的同事，您妈的同学，又是你们家的邻居……有一天我去上课，跟王先生不期而遇，他把我叫住了，正儿八经地说，要我参加民革。
“我爸被国民党害苦了。你还要我参加国民党？”我脱口而出。“这个国民党跟那个不一样。”“你是过来人，党派来党派去，有意思吗？”王老苦笑了一下，就没有作声了。从此后，他再也没有跟我提起民革的事。可是不久，大概是1983年初，马（骅）老把我找去，要我参加民进。在我的心目中，马老跟叶老一样，一位是恩师，一位是谊父，我是都不可以违拗的。“我现在是民进的头儿，我觉得你参加合适。”“可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可以不参加活动。”“那好吧。”就这样，很干脆，我唯命是从。后来，我记得他让我填了入会申请表；又后来，我记得他要我参加温州民进成立大会；又后来，就没有了。
就这样相安无事，过去了十多年，民进的事我一概不知，也不感兴趣。
直到1996年末，那时候我已发明了沈码，我获了一项大奖，我被浙大聘为兼职教授，我被评为市拔尖人才……
“你现在是功成名就，该抽点精力给民进干点事了。”他当时没有跟我说他要退下来。“你看着办吧。我愿意为民进干点事。”我也觉得对民进有所亏欠。不久，他通知我参加民进的换届大会，记得在雪山饭店。他说准备安排我当常委，具体工作以后再安排。当时我还要出差一趟，我答应一定赶回来。那天早晨我赶去会场，没几个人认识，只见到几张老面孔，如金江、唐湜、蔡心谷、叶坪等。我刚一坐下来，马老就过来悄悄跟我说：“这次先当委员，以后再补。”
投票选举，被列为候选人，把我介绍得天花乱坠，我第一次“如愿”当上了市委委员，具体分配工作时，让我当文教体卫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沈洪保工作，这时候我才认识沈老师。
几年下来，我逐渐知道了民主党派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这个人个性使然，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好好干。1996年11月30日，我给谢惊春主委写了封短信，信中是这么说的：“祝贺您当选民进主委！我虽是民进老会员了，但很少参加有关活动，这次马老嘱我为民进出点力，大家也信任我，今后我义不容辞应该为民进干些本分的工作。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我将会全力支持您的工作，在您的领导下尽我一份绵薄之力。”这就是我当时的态度。
在民进的五年，我是尽职尽责的，后来又被民进推荐，当上了市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上上下下，口碑还是不错的。
有一次遇见统战部党派处的郑年友，我问他：“听说当年推荐我当常委，是你们不批？”他吞吞吐吐，好像两个原因都有，一是出身不好，二是年龄偏大，反正不大放心呗。这样也好，少一个职务，少一份担当。
《新市府选址应该慎重》——获得了跟当时的市委书记蒋巨峰对话的机会。
《要尽快把泰顺廊桥申遗提到议事日程中来》——是我首先代表党派提出廊桥申遗的建议，领导要我作大会发言，后来被列为优秀发言、重点提案，虽然至今申遗尚未成功，但已取得了各界共识。
《梧埏应该恢复原名梧田》——这一建议，得到了省民政厅的采纳，直接由省厅发文实施了。
《建议在郭公山顶建一座郭璞塑像》——这一建议也被政府采纳，直接拨专款修复了。
《建议尽快将籀园修复开放》——政府也拨款修复了籀园，只是她的归属问题，还成悬案。
《建议在江心修复卓忠毅公祠》——当年虽没有被采纳，但经过了近二十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前仆后继”，由我撰写的《卓公亭重建碑记》，终于在江心西山脚下跟游人见面了。
《不宜在东瓯大桥建下岛匝道、建议在江心引桥与孤屿之间建一条隔离带》——三桥的匝道建成多年了，现在下岛的汽车还是稀稀落落的。只不过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我的建议和呼吁还是正确的。
我当了两届鹿城区政协委员，又当了两届温州市政协委员。感谢蒋云峰主席给了我一个令人欣慰的评价：“沈先生是温州市七届、八届政协委员，他不辱使命，积极履行职责，是一名称职的政协委员。”
在第七届、第八届九年时间里，我总共撰写了156份提案，平均一年撰写17份。据不完全统计，其中5份被评为优秀提案（或优秀大会发言），6份被评为重点提案。2份被政府采纳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政府拨专款为居民做门牌》《温州老年人乘坐公交待遇不公，建议市政府尽快予以解决》）。在所有提案中，成功率有八成以上。
之所以能取得点滴成绩，我认为首先要摆正位置。在跟市政府有关官员对话过程中，自己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定位。首先，我们不是执政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参政议政者，是政府的“幕僚”；第二，作为政府主管的官员，他们应该比我们懂得多，内情了解得多，有关政策法规也掌握得好，我们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的确，在这九年里，通过提案，通过对话，通过沟通，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其次，作为政协委员，要牢牢把握“亲民协政”的工作定位，充当政情下达、民意上传的中介和桥梁。我认为我们的使命是传达老百姓的呼声，为老百姓仗义执言，所以应该敢于直言，不患得患失。对政府表示赞同的意见当然好说，但是跟政府相左的一些意见也应该表达出来。只要我们是出于善意的、发自真心的，也就问心无愧、无所畏惧了。如果我们的意见能引起老百姓的共鸣，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第三，每当撰写提案时，我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调研和准备。譬如我曾经写过关于禁毒的提案，在这之前，我曾经参加市政协的专题调研组，深入到毒品重灾区作长达半个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应该说对这一话题我是有发言权的。又譬如关于生态园的保护，事前我多次到现场看过，而且跟有关官员多次交换过意见，所以写提案时能说得“头头是道”。
第四，每一份提案都应该尽可能做到五有，即有说明，有分析，有依据，有建议，有分寸。为此，要尽可能选择跟自己职业或专业比较对口的课题，以免说外行话，以免乱弹琴。我的八成以上的提案跟文化、教育、市政、规划等部门结合比较密切，因为我的职业是教师，我关注温州的历史地域文化，我关注民生疾苦，我更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建成一个美丽、宜居的山水城市。
2003年5月13日，《温州日报》上有一块“豆腐干”：“钦佩，提案大王心系民生”。
我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政府重视政协委员的提案，如《对整旧如新的池上楼应再行整治》《江心孤屿的人文景观要严加保护》的一些建议已被采纳，其内容还被市政府列入了今年为民办实事的十大项目之中，为此感到欣慰。
我还着重向记者畅谈了关于《做好失地农民安置，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提案。当前，部分农民失地失业，已成了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一问题已日益凸现，政府应引起重视，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国家要切实维护失地农民获得正当补偿的合法权益，政府应积极实施失地农民的保护性就业政策，在加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为百姓说话，我没有太多顾忌，也没有什么患得患失。我现在退休在家，凭我的年龄、资格，为百姓说话正当时候。
“你是一位学者型的政协委员。怎么会想到去提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民工子女入学、网吧管理等等提案？”记者问我。
“我本来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所以最能体会弱势群体的疾苦。比如今年我写了一个关于《建议市政协加强对城管执法部门的监督》的提案。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说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但另一方面，则是综合执法的简单、粗暴，造成了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为写这个提案，我查阅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内容。实践证明，将行政执法权力集中行使是必要的，但是，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扩张，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跟上，否则执法中的违法现象就难以避免。为此，我建议市政协能主动介入，挑选部分委员到综合执法局担任不挂名的监督员，不定期地进行监督。这对纠正不良风气、改变执法形象，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你这样做，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用在调查研究上？”记者问。
“这是靠日积月累。提案是为了帮助有关部门做好工作，所以观点不能太偏激，绝对要善意；要有针对性，不能发牢骚。事实上有关部门都是非常需要听听建议、甚至批评的，所以对我们的提案往往都是很欢迎的。”
市政协机关的同志告诉记者说：“沈老的提案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很出色的，去年又有一篇关于《建议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
“我撰写提案的时候，包括选题、论证、建议，只有一个想法，希望尽一位政协委员的职责，为政府建言献策，为老百姓和政府的对话扮演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从来没有考虑到是否会被评为重点提案或优秀提案，因为一个提案能真正被政府采纳，发挥一定的效果，往往都需要一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反复论证、磋商和推敲……”
这时候，也传来了一则花边新闻，说是一位官员说的：“市政府如果都采纳沈委员的提案，恐怕早就要关门倒闭了。”
2005年1月25日，《温州日报》记者郑海华发表了一篇报道《讲述两会的故事》，她说：件件提案，字字民声。虽然并不是每一次的“声音”都能得到满意的“回音”，但只要经委员不懈努力多次呼吁，只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是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合理建议，十之八九必定会被采纳。她举了个例子：大学生监督英文招牌。她说：本报曾于2001年12月发表一篇记者杂谈《街头英文惊煞老外》，谈及初来乍到的老外被满街的“温式英文”搞得满头雾水，哭笑不得。现在可不同了，如果你的小店招牌还有这样的“错误”可要注意了，由市文明办牵头，招募了100名大学生义务监督员，对街头、公共场所的英文标识随时进行监督，一旦有错，工商、行政执法有权进行处理。
这样的结果来之不易。为此我就先后写了四个提案。
1999年，在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由民进沈克成、沈洪保、张维藩联名交上一份提案《标语、广告、商号的英译一定要准确规范》。2000年市工商局答复说：“鉴于英译标语、广告、商号专业性强，我们对此问题管理不够深入，今后我们在审批、登记广告及外文广告、标语、商号时，要求广告发布者提供已登记的翻译机构正式翻译件后，予以审批登记，严把广告准入关，同时开展经常性的检查，以改变我市外文翻译混乱现象，提高我市城市文明程度。”仅仅是说说而已。
第二年，我又在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提了《以贯彻实施语言文字法为契机，尽快使社会用字管理规范化》的提案。2001年市工商局答复说：“我们深深感到您对广告监管与翻译工作的重视与责任感。我们工商部门为综合的行政执法，加强管理、严格执法，责无旁贷。但是翻译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需相关专业部门牵头，共同管理，规范翻译行业，促进我市整体形象的提高。”还只是磨嘴皮的功夫。
第三年，我又在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提了《市工商局应该尽快把广告用语管起来》的提案。2002年，市工商局的答复是：“关于规范中外文使用问题，市府办已于2002年3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务必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并要在近期内组织力量进行一次全面核实和清理。”
但收效甚微，我不死心，又于2003年在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写了《建议管好街头的英文标识和广告翻译》的提案，希望“本届政府能尽快出台有关规范中外文使用的专项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并要求“本提案建议请市综治委或文明办答复”。
但结果，2003年仍然是工商局给我答复：“今后，我们工商部门将以积极的姿态履行自己的职能，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此项工作。”
我对答复的反馈意见是：“既然这不是你们的管辖范围，为何不把此提案转交市经贸委办理？”
这时候，温州市外文学会也于2002年2月18日致函市工商局：“本会会员沈克成同志是语言文字学和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又精通外语，他全心全意为推动社会外语教育而奋斗，与我市外语界许多老教授老学者一样，对社会上一些劣质翻译材料和招牌、广告感到忧虑。他以发自内心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受本会和广大外文工作者的委托，连续多次在市政协全会上提案。本会对沈克成同志的提案非常赞赏并支持，认为他提出的三条建议很好，对整治外文翻译的混乱现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有些建议的内容甚至可以直接采用。因此，我们恳切希望贵局对沈克成同志的提案和建议能进一步研究，形成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只要贵局需要，本会一定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