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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有灵知我心
——民国朱子常与他的黄杨木雕
文/高启新
2016年开春之初,当工匠精神与创新精神作为强国战略的两大支柱被提出之后,如何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也成为温州博物馆本年度策展的一个主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最终选题落在清末民国年间黄杨木雕大师朱子常身上。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在浙江博物馆、缙云县博物馆以及众多民间藏家的鼎力支持下,55件精品一一到位,2016年10月28日,《永远的匠心——朱子常及传人黄杨木雕精品展》如期开幕。展览跨年至2017年2月26日结束。

  

  


朱子常黄杨木雕《捉迷藏》(温州博物馆藏)



   浙江是非遗大省,温州又是浙江的非遗大市,历来以百工闻名于世,早在宋代,即有“温州漆器,两宋第一”美称。今日浙江品牌的“三雕一塑”中,温州即占其二:瓯塑和黄杨木雕。而黄杨木雕由一般的建筑构件升华至人见人爱的儒雅案头清供,当推晚清开山第一人——朱子常。

  

  

  

  

   黄杨木雕作为木雕中的一个分项,最早可见于唐宋时。其时雕版印刷取其致密纹理用于精细文字或插图,或做家具上的浮雕塑花草、人物装饰配件。据考证,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元至正二年(1342)的《铁拐李》是为最早存世的黄杨木圆雕作品。至明清,黄杨木雕艺术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真正开风气之气,成为百姓日常喜闻乐见的案头清玩则是发端于晚清,特别是由朱子常等一批温州民间艺人的推波助澜,始有方寸天地的黄杨木雕登上大雅之堂之日而传承光大至今。

  

   黄杨木雕的载体是黄杨木。黄杨木是出产于热带、亚热带的一种常见常绿乔树。在我国东南沿海、西南、台湾等地均有分布。黄杨木生产极其缓慢,据《本草纲目》记载:“黄杨性难长,岁仅长一寸,遇闰则返退。”一般黄杨木50年仅可长成4-5米高,树径也仅有10厘米左右,故温州有千年黄杨难成拍(指民乐器中的阴阳板)民谚。黄杨木质致密坚韧、纹理细腻,硬度适中,色泽黄澄如蛋黄,入刀精雕后温润光洁,打磨成品后,呈现象牙一样品质,特别经年历久,表面色彩由姜黄渐变枣红包浆,使得作品更为古朴典雅,美不胜收。

  

   温州黄杨木主要分布在乐清雁荡山、泰顺洞宫山脉原始老林一带。但由于受材体的大小的限制,作为黄杨木重要产区的乐清,本土的民间艺人推陈出新,将小器做精做细,始开黄杨木圆雕作品。对乐清黄杨木雕的起源,据周锦云主编《温州工艺美术》一书记载:“其借鉴了乐清龙档中的人物圆雕技艺与手法。”龙档又名凳板龙,系以木板做凳形,多节联结成一条活动木板龙身,上饰戏曲人物组雕、彩旗、灯笼等的观赏灯彩,是乐清民间特有的木质龙灯。龙档一般整体长20至40多米,由一块块狭长的档板相连而成。每条龙档有18块甚至更多的档组成,约40多节,每节可活动,前有龙头,后有龙尾,可伸可屈,活动自如。龙档多以樟木、榆木为原料,樟木用以制作档头、档尾、档镶人物、亭台楼阁,榆木用以制作龙档的档背、档板、档镶的柄。雕刻工艺常采用圆雕、透雕、镂雕、浮雕等技法,并结合油漆、贴金、彩绘、刺绣等诸多工艺。民间艺人受龙档的启发,将黄杨木雕单纯的圆雕发展为组雕、拼雕,技艺人浮雕,进而到镂空雕、透雕等,从题材与技艺手法上大大拓展了黄杨木雕的表现形式。在这一关键的承上启下节点中,正是朱子常以其卓越的艺术才情,让“默默无人问”的小众艺术涅槃成为“一朝天下闻”艺雕,使得黄杨木雕跻身成为浙江继东阳木雕、青田石雕之后的另一大类雕塑艺种而名垂青史。

  

  

  
  

   朱子常(1876-1934),名正伦,字子常,清光绪二年(1876)出生于浙江温州市城西街一个清贫的画匠家庭里,五岁丧父,因家境清寒,寄养于外祖父家。在祖父家学的影响下,对造型艺术发生了兴趣。九岁开始,先后师从舅父陈汝斌学习佛像塑造、姑丈潘雨庭学习泥塑、髹漆画、龙灯木雕和木偶头面雕刻。10岁时已会捏塑36尊仙官,20岁左右又学会了雕花技术和髹漆画。脚迹遍布浙南广大地区的大小寺庙,创作了不少有艺术价值的泥塑佛像作品,20世纪初期,正值二十出头的朱子常,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朱子常放弃了原有的手艺,融会贯通了泥塑、雕花等娴熟的技术,开始转向从事专业的黄杨木雕工艺,把原来只充当大宗木器配角的黄杨木雕独立出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具有很强观赏性的艺术门类。十年磨一剑。功夫在诗外,朱子常在倾心于黄杨木雕时,似乎并有成为“躲进小楼成一统”式做冬烘式艺人,而是以一双好奇的眼睛在观察世界万物,他的足迹遍及永嘉古镇的戏院、茶楼、酒肆,交往人群中即人生活底层的下里巴人,也有诗书琴画的风雅的阳春白雪,虽识字不多,却从没有固步自封,因此,其作品里,在当时可能仅为民间工艺品,但放在今天,因其包容的胸襟,开阔的眼界,转益多师的吸纳,他的作品已完全升华为大师之作。

  

  

  


朱子常黄杨木雕《济颠和尚》(温州博物馆藏)



   在朱子常艺术创作,衣纹刻划与人物姿态表情捕捉是最为传神的,言之为栩栩如生一点也为过。其人物衣饰,簿如蝉翼,紧身贴体,似风吹佛,飘飘欲举;这是朱子常源自塑造佛像的经验,其追溯的源头,可算至南朝画家曹仲达“薄衣贴体”、“立褶衣纹”和唐代吴道子画佛衣襟的动态,因此有人称它为黄杨木雕里的“吴带当风”和“曹衣出水”当不为过。但在对人物神态的塑造上,朱子常却是转益多师。如果说朱子常的真正登台亮相,是在他35岁那年,即清宣统二年(1910)由温州商会推荐作品《济癫和尚》参加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交获优等奖开始,继后,1915年,《捉迷藏》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又获二等奖殊荣,这两次得奖奠定了他在温州黄杨木雕界的地位。1924年由浙江省督军卢永祥推荐朱子常赴杭州雕刻犹太人像哈同,历时半年。但真正扩大影响,开阔艺术眼界的却是随后的海上之行。民国年间,由于温州书画界与上海画坛往来密切,1926年,经马孟容、方介堪等名家的推荐,朱子常以民间艺人身份进入上海美专任教,时间虽不长,但当时旅沪的温籍名士如马孟容、马公愚、郑曼青、方介堪、黄群(溯初)、刘景晨(贞晦)常有意在上海《申报》《晨报》介绍朱子常及传人王伯泉的作品。逐渐朱的作品也为沪上名家所喜爱。如1927年《晨报》副刊《星期画报》第一百十三期刊登短文评论道:“朱子常,浙之永嘉人,有绝顶天才,未尝有所师承,而艺能超绝。作仙佛人物以及裸象,无不惟妙惟肖,栩栩欲活。近年作品流入三岛(崇明、长兴、横沙岛,指上海)者不少,此其近作佛象,木质为黄杨,在上海天马会展览,观者围绕不忍去。姜丹书识陆丹林赠”。题识者姜丹书(1885-1962),字敬庐,号赤石道人,江苏溧阳人。曾任教上海美专,潘天寿、丰子恺、郑午昌等名家皆出其门下。据马海平编著《图书上海美专》一书载:“上海美专手工、艺艺、图案教授前后很多任,但姜丹书后来介绍中只记述了三个人与雕塑有关,一位是张辰伯,一位是王隐秋,另一位是上海美专开设劳作系的民间雕塑家朱子常。”在上海,因受大环境的影响,原不擅长丹青的朱子常也开始动笔研习画艺。并与众温籍画家多有唱酬,如1929年正月初三日,旅沪温籍画家合作《清供图》,其款:“己巳岁朝三日,集薇雪庐,介堪置壶瓶,孟容插山茶,辛壶补白梅,红薇居士画玉兰,曼青添松竹,题归士豪吾兄清赏。督画者,简翁子常。”当时海上画派大行其道,朱子常也深受影响,浸润晚清文人画风尤深,故细品其晚年的木雕作品,清新流畅、纯朴圆润,特别是善捉面部表情,对眼睛、嘴角、衣纹的刻划细致入微,堪称得任伯年画风中的人物造型与线条之真谛。1934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胡寄尘编著的《虞初近志》一书,其中收有袁世凯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巧工偶记——朱子常》一文,文记:“朱子常,浙之永嘉人,不识一丁字,而雕刻绝精,尤擅佛像。予游嘉兴,信宿约园,汪子楚生,以子常刻佛一尊见贻。佛以黄杨雕成,作仰天大笑状,神态如生,子无斧凿痕,其下以紫楠木雕一石座,玲珑突兀,宛然生成,座上以铁印钤‘朱子常’三字,字作楷文,颇为古意”。楚生言:‘子常曾刻婴戏图,凡百儿,儿各具一面目,无一类似者,呔亦各殊,诚奇技也!’”袁公子为当时鉴赏大家,眼光了得,故其赏评当为中肯。

  

   1930年前后,朱子常离沪回温,专做黄杨木雕。其时,朱子常声名日隆,取刻索雕之人盈门不绝。其市价民间有“一寸黄杨四块银元”之说,足见润格其高。自视清高的朱子常不为金钱所动,《虞初近志》说:“子常性绝乖僻,而家贫甚,人苟以金要之,辄拂袖去,故所刻物,不甚易求。”当时,因黄杨木雕在朱子常的推动下,经济收益被看好,一些民间雕花板艺人纷纷转行,题材与手法基本上借鉴模仿朱子常的作品。在温州形成了一股经营黄杨木雕热。为仿伪,朱子常开始在作品黑漆樟木湖石座子上火烙钤印“朱子常”“永嘉朱子常”“东瓯朱子常”“子常”等名字款。

  

  

  


张敬孚黄杨木雕《禄星》 (温州博物馆藏)




王伯泉黄杨木雕《寿星》 (私人收藏)



   朱子常对手艺热为自珍。往往不轻易授艺,也不随便收徒。一生只带过王伯泉、张敬孚两位徒弟。其中以王伯泉的技艺、成就最高。1934年12月8日,上海《申报》刊载沪上名家王济远、诸闻韵、王远勃、刘海若、张辰伯、马公愚、方介堪、刘景晨、严德辉联合署名对王伯泉赞赏有加,称“王氏为东瓯名家,为朱子常先生之高足,素精雕刻,凡黄杨木或质及象牙等,一经雕刻,莫不栩栩如生。”本次展出的其两高足的数件作品,如《禄星》《寿星》《渔翁》等,造型栩栩如生,生活气息浓郁。从中可窥见真传技法之一斑。

  

   朱子常晚年疾病缠身。1932年因不事权贵,以耿介之性情蒙冤身陷囹圄。出狱后于1934年病故于东南名镇温州。由其开创的黄杨木雕技艺,却如雨后春笋在百工之乡拔节而出,伞盖如荫,蔚为壮观。

  

  

  


   睹物思情。今天,我们看到的朱子常及传人的作品。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那为艺痴情的岁月。朱子常代表黄杨木雕艺术最高境界,他以刀代代笔,将文人的情怀与细细入扣、追求卓越的匠心完美的统一在黄杨木质里,成就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巅峰。

  

   朱子常存世的黄杨木雕作品数量较少,以佛像、道教人物、民间传说故事、历史人物、仕女、婴孩、劳动及肖像等最为常见,尤以婴戏和佛像最突出。目前,以浙江博物馆和温州博物馆收藏作品最多,合计有数十余件。其中婴戏作品“捉迷藏”是其代表作之一,在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获奖的作品就是用此题材,目前两馆各收藏一件。捉迷藏,江浙一带俗称“躲猫猫”,是一种很受儿童喜爱的群体游戏,它的玩法是,一人或数人躲藏起来,其它人搜寻;另一种是一人以毛巾或布条将双眼遮住,捉摸别人,被捉摸到则输了,轮到此人来蒙目捉摸别人。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捉迷藏”,表现的是在庭院中嬉戏的八个儿童在玩捉迷藏游戏。作品横20厘米,纵30厘米,座高5.3厘米,孩童高8.5—9厘米,最高点石桌连孩童10厘米。空地上一孩童蒙目伸臂,在屏息寻捉;前景三人,一作金鸡独立状,勃项微斜而凝视,正前稍远处的男孩,双腿弯曲,一手指划,似乎口是念念有词,右侧做马步的男孩保持警惕的姿态,好像顽皮的与其周旋。后景四人,似乎都觉得所处的位置不易被摸捉到,一个个无忧无虑,甚至其中一人还爬伏于石桌上,似睡非睡,石桌旁一位笑逐颜开,一个稍大的有些矜持,在一旁观看,一手牵着跃跃欲试、随时会造成失误的小弟弟。这8位戏婴,经朱子常的极为传神排列组合,形成了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布局,让观赏者仿佛身临其境,而戏婴们也成有血有肉的真实再现,能听他们的嬉闹欢闹,能感到他们的呼吸气息,如果没有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没有对他们心理世界的瞬息的捕捉的功力,创造出如些格调的作品那是无法想象的。

  

   另一件婴戏作品“捉迷藏”,现收藏在温州博物馆。也是在一庭院内,有石亭,有假山。有戏婴7人。一蒙眼的孩童居中,打开双手正在寻找藏身的其它6位。近前的一位蹲踞,面部的表情笑容可掬,另外三人似乎正在相互言语提醒着彼此“小心,别被抓着!”,其中之一还表演着单腿独立的高难度动作,令人忍俊不禁。身后的那位身子前倾,保持一种警觉,尤其是高高的站在亭台里的那位,神情怡然自得,一副与已无关似的,他表情里仿佛向我们透出不会被找到自信。底座是黑色的根雕,做成假山形状,这件忠实于对象的真实描绘,以形传种,形神兼备。注入作者心灵深处的感受和情韵,令人时看时新,百看不厌。

  

  

  


朱子常黄杨木雕《捉迷藏》(温州博物馆藏)




   “六子戏弥勒”这是朱子常最拿手的两种题材,即婴戏与佛像完美有机的组合的一件精品。作品横27.5厘米,纵17厘米,人物高11厘米,座高6.5厘米。作者以大肚能容的传统民间的喜乐之佛为作品的主角。配以六位无拘无束的婴孩为衬托,把佛仙至高与世俗婴孩天真的童趣的结合,让作品充满了融融的喜庆气象。而在体量上,突出佛的大肚(大度)豁达,笑容可掬,逍遥自得,而婴孩们日常生活中好奇、顽皮、天真、善动的特点又通过不同道具加以表现,有朝佛耳吹喇叭的,有攀附佛肩凑着佛耳说悄悄话的,有手指佛肚脐问问题的,有戏将佛鞋当座椅、硕大的佛帽扣头嬉耍的,还有干脆就横卧在佛前撒娇嬉闹的。每每看到这一佛婴相嬉的场景,心中都会荡漾起喜乐安祥的涟漪。此佛像背部正中位置钤隶书“子常”长圆印。黑褐色杂木树根形座,佛像左后方座子表面钤“永嘉朱子常”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朱子常黄杨木雕《三星送子》(温州博物馆藏)




   “三星送子”,通高26厘米,作品6个人物前后高底布局。后景四人,中间老者头戴官帽,手持灵芝如意,为禄星,右侧,怀抱无发蒙童,为福星,左边手柱鸩杖,手持仙桃,银须垂胸的寿星,而前景的两婴孩,面带微笑,趋前引路。六人的表情各异,却透露各自的身份和内心世界。此作品现藏温州博物馆。

  

   在朱子常作品也有一例外,即裸女这一题材也在其刀下一展姿容,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种惊世脱俗的举动。这可能得益于海上画派与西风东渐的影响, 1929年4月10日,上海美专朱子常《裸女》作品参加教育部在上海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场设新普堂之大礼堂。民国上海政要名流马叙伦、杨杏佛、张群出席开幕式,徐悲鸿以全国美展总务委员身份参与,观后点评道:“雕刻部陈列之朱子常作品,黄杨木《裸女》神态自然、精致异常,于毫发之间皆不苟且。”评价甚高。本次展出的两件甚为难得的《裸女》作品,一件为私人收藏,浴女头束发髻,玉臂支靥,眉目顾盼生情,曲线毕显,双腿交叠,玉体侧卧于古典的榻床上,作若有所思状。镂空樟木座一边烙印“朱子常”三字,另一件人体雕刻造型手法相似,缺基座。

  

   朱子常作为黄杨木雕代表人物,以可贵的工匠精神,在设计上追求独具匠心,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将黄杨木雕工艺推向艺术的颠峰。这次温州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即是展示,也是缅怀,更是对坚韧不拔、追求卓越的匠心的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