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像
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曾说:“寝不尸,居不容。”这两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睡觉时不要像挺尸一般仰天而眠,在家里不必讲究什么容貌仪态。对它,不同的人可作不同的解释,或曰不同的人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
例如,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释曰:“尸,谓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仪。范氏曰:‘寝不尸,非恶其类于死也。惰慢之气不设于身体,虽舒布其四体,而亦未尝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见宾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表现出老夫子的矜持和严肃。
佛教关于寝居则另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有“坐”才有“定”,这是内心修养的重要方法。佛家“坐定”功夫最深,乃至最后“坐化”。
清初戏曲家兼学者李渔对孔子的话则又作别解,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说:“从来善养生者,莫过于孔子。何以知之?知之于‘寝不尸,居不容’二语。使其好饰观瞻,务修边幅,时时求肖君子,处处欲为圣人,则其寝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则五官四体,不复有舒展之刻。岂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长于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绘出一幅时哉圣人,宜乎崇祀千秋,而为风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当以孔子为师,勿务端庄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缚而为胶柱难移。抱膝长吟,虽坐也,而不妨同于箕踞;支颐丧我,行乐也,而何必名为坐忘?但见面与身齐,久而不动者,其人必死。”他所强调的是这两句话使人身心处于活泼泼的自由舒适状态的含意,即寝居也应是文明的享受。并且李渔认为这才是孔子“寝不尸,居不容”的本意。就是说,“寝居”一方面需风雅斯文(美),另一方面要活泼舒适(乐)。假如人们连在家里坐卧都“好饰观瞻,务修边幅,时时求肖君子,处处欲为圣人,则其寝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则五官四体,不复有舒展之刻”,活像“泥塑木雕”,岂不苦煞?李渔的结论是:“吾人燕居坐法,当以孔子为师,勿务端庄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缚而为胶柱难移。”而这个要求“宜乎崇祀千秋,而为风雅斯文之鼻祖也”。
孔子圣迹图 刘松年 绘
这表现了李渔养生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即顺从自然,随意适性,自由舒坦。李渔在其他地方多次表述过这个意思。如他谈饮食,提倡“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欲借饮食养生,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平生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再查《本草》”,“欲调饮食,先匀饥饱”,“太饥勿饱”,“太饱勿饥”等等。他谈“行乐”,无论“贵人行乐”“富人行乐”“贫贱行乐”“家庭行乐”“道途行乐”“春季行乐”“夏季行乐”“秋季行乐”“冬季行乐”以及睡、坐、行、立、饮、谈等之“随时即景就事行乐”……无不贯彻其随意适性、顺从自然、自由舒坦的原则。李渔的这个思想与禅宗的有关主张很接近。《景德传灯录》卷六有曰:“有源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问: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李渔熟悉禅宗,对其有所继承。他的《十二楼·奉先楼》回前诗有曰:“衲子逢人劝出家,几人能撇眼前花?别生东土修行法,权作西方引路车。茹素不须离肉食,参禅何用着袈裟?但存一粒菩提种,能使心苗长法华。”诙谐地借禅而申说自己的养生主张。黄强《李渔与养生文化》(见浙江古籍出版社《李渔研究》第114-132页)对此有较好的论述,可参见。假如用现代的一些美学家“美即自由”的观念来看李渔,他的主张无疑是最符合“美”的本意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