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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良:“村改居”提案背后的故事
文/杨柳树
随着 “大拆大整” “大建大美”的推进,我市城中村脏乱差现象得到了改变,取而代之的将是拨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这些地方的空间形态将从村变成城,居住在此的村民是否也已变身城里的居民、城镇化是否在同步推进? 带着这样一连串的疑问以及对此事的思考,今年市“两会”召开之际,温州市政协委员、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方良提交了一份《在城中村改造中同步推进“村改居”的建议》的提案,呼吁政府部门抓住历史机遇,精心谋化,科学布局,做到社会形态同步城市空间形态改变,城中村改造同步推进“村改居”工作。



政协委员方良即席发言 杨冰杰摄



日常工作中的鲜活素材


“在这份提案的背后,凝聚了我所接触和服务的大量城中村改造中涉及的村集体资产改制的素材。”身为执业律师的方良长期活跃在第一线,“这些素材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其中涉及的法律法规问题和背后纠葛的矛盾。”


瓯海区景山街道净水村是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单位。作为驻村的律师,该村的村民经常有大量的涉村集体资产的个人利益问题求助于方良。“嫁出去的村民怎么算?嫁进村的妇女又是怎么计算?大学毕业返回的村民如何对待?留有村宅基地但户口已外迁的村民该如何分配权益?”一桩桩鲜活的案例,构成了这个提案最鲜活的素材。


方良说,集体资产改制是当前“村改居”工作最大的障碍,由于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则和具体实施办法,他为此所提供法律服务也是困难重重,没能使村民的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原来只是小范围的拆迁改造,可以说并不急迫,现在大拆大整涉及村中村改造的人数、范围、规模与社会影响,在温州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同步进行村改居工作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而且时机已很成熟。”


实际上,方良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也来自于农村,在老家有自己的老房子,村委会户口簿的花名册上也是有名字的,所以我在农村的集体资产如何认定也牵涉到我自己的切身利益。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个人利益,这个提案反映的问题可以说是顺势而为了。”



一个委员的职责和责任感

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方良提交这个提案更多的是源于政协委员的履职职责和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方良的家在市区一个环境优美的住宅区内,而在小区的周边,就有一个面积巨大的城中村——蒲州城中村。平常下班后,方良也会逛逛这个城中村,旧村里虽然生活物资一应俱全,但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电线管网架设混乱、违章建筑乱搭乱建的现象非常严重。虽然与自己居住的小区只有数百米之隔,但两者却形成巨大的反差。


“温州有太多这样的城中村了,数量庞大令人吃惊,‘大拆大整’、城中村改造是温州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经之路,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使温州重新焕发生机、提振发展动力。”


然而根据方良的观察,目前城中村改造,更多的还是空间形态上的城镇化,离人的城镇化还没有改变。村庄被整村拆迁后,村民还是村民,还没有融入城市生态中去,长此以往,村民处于游离状态,个别人缺少谋生技能且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兜底,对社会的治理构成挑战,反过来不利于城中村改造和城镇化的推进。


“推进大拆大整、城中村改造这项工作的同时,要及时发现问题,所以提交这个提案,更多是尽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也是为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方良说。





瓯海景新片区改造工程 图片由市政协新闻中心提供



科学严谨提出解决之策

如何推进“村改居”,实现人的城镇化?方良在撰写《在城中村改造中同步推进“村改居”的建议》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事实上,除了律师这个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温州市瓯海区新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在这个社会组织里面,他要第一时间学习中央下发的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然后进行传达。而早在好多年前,中央就作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他也在第一时间对人的城镇化进行学习和理解,掌握其核心精神,并且在学习交流过程中总结相关的经验和做法。


在长期从事律师工作接触实际案例后,他对“村改居”工作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同时为了科学合理地提出建议意见,他通过多种渠道搜集大量外地城市在“村改居”工作中的经验,了解他们的做法,并结合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的实际经验,针对温州当前“村改居”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通过常年的观察和积累,我发现广州、厦门、深圳这三个地方对‘村改居’做得很好,尤其是深圳,它是全国的一个榜样,参考借鉴深圳的做法非常有价值,也很能为温州的工作提供智慧。”


方良说,提案既要发现问题,也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而提出的建议不能太随意,要科学严谨,要切合实际,更要有可操作性,靠拍脑袋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一个政协委员应有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