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践行“四千精神”
对温州近40年的报道经历，胡宏伟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温州人如何践行“四千精神”。“1986年10月，我第一次到温州，从杭州到温州坐汽车15个小时，往返就是30个小时，一路颠簸。1990 年年初，天气不好，我坐杭州到温州长途大巴，花了38个小时。你根本没办法想象，温州人走出来，走遍千山万水是多么不容易。”
令胡宏伟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前往乌鲁木齐采访的一段经历。“我买的是绿皮火车下铺，睡到半夜突然感觉床下有人。乘警把那人揪出来一问，是个乐清人打算去西安进货的，他在乌鲁木齐经营了好几间商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白天大老板，晚上睡地板’。”
在这样大量的接触和观察中，胡宏伟对温州人和“四千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对‘四千精神’的第一点理解是温州人是一团火，点燃了自己，也点燃了改革开放。”这是温州人给胡宏伟的第一印象，也是温州最吸引他的地方。“我采访过温州40多次，来过温州50多次，完全是温州人吸引了我。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身上有一股旺盛的活力，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依然奋发向前，毫不犹豫。”
胡宏伟认为，拥有“四千精神”的温州人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可爱的人。“当年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文化，有些甚至是文盲或者大字不识几个，但完全阻挡不了他们奋斗的路程。有这么一大群创业者，不怕吃苦，发扬‘四千精神’，他们的成功是必然。”
“‘四千精神’是改革开放早期，江浙民营企业家创业时产生的共同精神力量。但是温州人是其中最优秀、最经典的代表。”胡宏伟之所以得出这样“绝对”的结论，基于四方面去理解温州人的“四千精神”。“一是因为温州当年很穷，必须改变贫困面貌，让它拥有了全民性；二是一面海三面山的地理特征促使温州人更有可能走出去；三是产权明晰的制度构建助推了温州人勇往直前、永不言败的‘四千精神’；四是温州人的‘四千精神’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天衣无缝。”
“其他地方的‘四千精神’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精神力量。在温州，‘四千精神’是具有强烈的全民性。”胡宏伟说，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实践、传承“四千精神”，真正将精神力量融入血脉和骨髓。这份深刻的全民性源于从贫困出发的绝地反击。“别的地方不出去能活，温州不出去就活不下去。地处起点更低的浙南，温州让‘四千精神’更能够激发出一种澎湃的动力。没有哪个地方有这么庞大的群体去弘扬、践行‘四千精神’，有这么积极的精神力量。”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这句话用来形容温州人再合适不过了。”胡宏伟说，温州三面是山，一面向海，这是萌生“四千精神”的推动力。“一面向海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走出去，开眼看世界。”
“当时温州政府主张无为而治。其实温州政府是有为的，在更高的领域有为，出台了许多全国首创的经济政策，这些构建了温州产权明晰的经济特色。”胡宏伟表示，这种特色更加激发了温州人的主观能动性，让温州人清楚知道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现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温州人弘扬‘四千精神’搭建了广阔的舞台。温州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体制机制的基础之上，从温州出发去往远方。”
频频提及、讨论“四千精神”，对中国改革有何启示。胡宏伟说：“‘四千精神’带来的不仅是创造了物质和财富，这只是结果，‘四千精神’最重要的意义是解放了人的思想和视野，这才是最重要的作用。”
“温州人‘四千精神’的全民参与特征，千百万民众进行创造的属性，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讯号：就是相信民众的力量。”胡宏伟说，“四千精神”不属于精英分子，是非常草根的精神力量，寄托在每个普通温州人身上。“高手在民间。温州每个人都是‘四千精神’的实践者，拥有这种精神力量的人，才有可能在民间、在基层创造出无数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梳理“四千精神”有什么时代意义？胡宏伟认为“四千精神”反映了中国改革最重要的三部分内容——商品经济的诞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到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改革开放40多年，温州经历了起起伏伏，有过辉煌也有过低潮，但温州人始终是一群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永不放弃的奋斗者。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飞速发展的秘诀。”
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和温州都处在新的十字路口，要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四千精神’是一种内在的坚韧不拔的力量。这一点，我觉得对当下的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胡宏伟说，“四千精神”也是新生代企业家必须继承的精神力量。“相比老一辈，新生代民营企业家有更深厚的知识积累，更宽广的国际化视野，更新颖的商业模式。但相同的是都要面临挑战。这时候‘四千精神’就发挥很大的作用。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传承，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传承。”